1954年4月24日，当地时间下午15时，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抵达了日内瓦机场。

  在机舱舱门打开的时候，现场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拍照，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派出大型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

  在记者们拍下的照片中，最不能忽略的就是神采奕奕的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总理。

  身穿黑色中山装、深灰色大衣外套，头戴黑色礼帽的周总理走出舱门的那一刻就刷新了外国人对这个东方大国的认知。

  穿着整齐、现代又庄重的周总理以及中国代表团成员，从外形上就重塑了外国记者对新中国的认知。

  周总理面带微笑，丝毫没有在意这是刚刚与我国血战过的美国记者的要求，有礼貌地抬头向着美国记者的摄影机挥手。

  与此同时，在他身后的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以及新闻事务发言人龚澎等，向在场的记者们发放了周总理即将发表的机场声明的书面版，以及一份特殊的宣传材料——周总理的“个人简历”。

  这份“个人简历”约1800字，是中英文双语，上面详细的介绍了周总理的个人经历和成就：“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份周总理的个人简历甚至代表团中的一些成员事先都不知道，它是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同志亲自起草，经中央直接批准的。

  含义也十分明显：希望能够通过周总理的个人形象，建立起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初步认知。

  外交经验比较丰富、个人形象出色的周总理当然不会辜负这份重任。他先以谦和的态度在机场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始终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可能。 我愿意趁着这个机会向日内瓦市民及全体瑞士人民致意！”

  第二天，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来自日内瓦的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除了衣服上、声明上和宣传材料上的心思外，周总理本人的作风以及其他习惯，也给其他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通过周总理更了解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记得，会议期间他多次到周总理下榻的花山别墅做客。这里装饰着大量国宝级文物，还有宫灯、屏风，就连茶几上摆放的烟灰缸都是飞天神话造型的。

  （日内瓦会议前，周总理为了宣传新中国，特意从故宫博物馆借了12件国宝级文物，这这中间还包括了：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的书画、雍正天蓝铉纹兽耳罇、乾隆青华贯耳大方瓶等等。其他的还有宫灯、屏风等带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

  看着这些稀有的文物，与这些文物所属国家的总理交谈，艾登深深感受到了这一个国家的自信，感受到一个有着厚重文化渊源的国家和人民是不容被忽视的。

  虽然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因美国全力阻挠而宣告失败，但中国为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以及周总理展现在外交舞台上的谦和有礼、有力有节的形象，慢慢的开始改变美国所宣传的“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的形象。

  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来说，日内瓦会议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周总理的外交才能和个人魅力。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便是后者。1941年4月，新婚的海明威夫妇抵达重庆。

  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他们先到达香港，又飞到韶关近距离观察日军防线；紧接着坐船、骑马到了桂林，从桂林飞到重庆并在这里待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见到了中国两大政治势力的领袖。

  4月中旬的一天，一名高个子的女士走到了正在重庆菜市场闲逛的玛莎身边，悄声问她是否愿意去见一见周总理。玛莎对这一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便表明了自己要去问问海明威。

  海明威听到这一条消息后非常兴奋，他从自己的好友、荷兰导演乔里斯·伊文思处得知了周总理的名字。

  1938至1939年间，乔里斯曾经来中国拍摄纪录片，因缘际会结识了周总理，并对他推崇备至。因而，海明威非常愿意见一见周总理。

  因形势特殊的缘故，两人这次会面一定要保持秘密。第二天，海明威夫妇先假装在山城迷宫一样的街巷里“随意散步”，借此甩掉了跟踪盯梢的密探后，赶到了事先约好的菜市场。

  在菜市，他们见到了昨天那位女士——王安娜，八路军第一位授衔的外籍女性，有她带领着来到周总理的住所，曾家岩50号“周公馆”。

  这次谈话在场的只有四个人：海明威夫妇，周总理和王安娜，因而对于谈话内容我们也仅仅能够知道只言片语。

  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周总理可使用外语与他交流这件事，就让海明威刷新了一波认知。

  周总理还针对何应钦和白崇禧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写了两个纪要交给海明威，请他转交美国政府作为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

  据王安娜回忆，在约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周总理所说的话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着这位大作家独自演讲，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或者想要打断对方谈话的含义，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外交风采。

  尽管我们无从知晓谈话的详细的细节内容，但在回到美国后，海明威专门写了一段话盛赞周总理：“是一个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任对于所有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立场。”

  玛莎同样深有感触，因为这是他们夫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觉得和一位中国人相处好像在家里一样，十分愉快”。

  这仅仅只有一个小时，并且十分秘密的会面，已经让海明威夫妇形成了一种认知：“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唯一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

  能够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外国友人感觉到当时尚处于弱势的中国未来可以胜利，周总理的外交风采和能力展露无遗。

  被周总理的个人魅力所征服，从而对中国充满信心的外国友人不止海明威夫妇。

  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也曾经说过：“一见到周总理，自己的任何怀疑、任何不信任就荡然无存了”。

  时任美国驻重庆外交官谢伟思这样评价：“他靠着冷静和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让人理解他。”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和魅力，并凭此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日内瓦会议初次亮相后，他很快又出席了另一个重要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

  该会议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曾经说过：“没有周，万隆会议便不可能成功。”

  1955年4月16日17时50分，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空中霸王号”抵达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时，中国驻印尼大使、公安部副部长等人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飞机比预定时间延误了近两个小时（因为雷暴的缘故），这两个小时里在场的人心都是提起来的，生怕出任何事故。

  大家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就在5天之前，周总理原定搭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刚刚坠毁在海上，机上11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转道访问缅甸一事，当时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是不赞同的。4月初，万隆会议发起人之一，缅甸总理吴努请周总理和尼赫鲁绕道缅甸先碰个头。

  因对中国了解不多，害怕中国在中缅边境上大量陈兵，吴努邀请周总理到昆明会和，坐汽车沿着公路实地看一看。

  但彼时的周总理刚刚动了手术，中缅公路的路面极坏，颠簸不停，不利于伤口愈合。

  但周总理坚持以“我不做的话，他们就会有疑虑，不利于发展两国关系”为由，将所有的反对声音都按了下去。

  “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后，在为同胞们的遇难悲痛的同时，周总理的安全问题也被前所未有地重视起来，代表团中甚至有人建议为安全考虑返回国内。

  但周总理对大家说：“敌人搞破坏，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但这种破坏吓不倒我们。”

  带着打仗时可以牺牲在战场上的决心，周总理与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按照原定议程，周总理将在19日上午头一个发言。

  但18日的发言中已然浮现了“插曲”：在以“和平”、反对殖民为主题的会议中，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却公开批判“时一种颠覆性地宗教”。

  原本融洽的氛围被贾马利的发言打破了，此后发言的菲律宾、土耳其代表都沿着这个思路谈了所谓“的威胁”。

  而当泰国亲王发言时，他直接捅破了窗户纸，表示“令泰国担忧的三件事中，两件与中国有关”。这些发言，将中国推上了风口浪尖。

  第二日的会议开始时，“反中”、“”的声浪愈演愈烈。倘若是一般人，此时要么在座椅上如坐针毡，要么愤怒到想要跳起来反驳。

  周总理不一般，他不仅坐住了，还做出了最正确的应对：不念最开始准备的稿子，而是通知秘书处，自己将专门做一个补充发言。

  周总理的秘书浦昌寿找来了一个小草稿本，周总理口述他记录，写一张撕一张并尽快翻译，很快形成了一篇约2500字的发言稿。

  多年后浦昌寿忍不住对记者感慨：“总理口述的这篇补充发言，一个字都无法修改，简直是好极了，我始终觉得那是一篇范文。”

  为了加强这篇补充发言的效果，周总理还专门叮嘱浦昌寿：“以前在会上，都是我念一段你翻英文，人家就坐着等。我念中文的时候，他一句也听不懂，等着念完中文他们再听英文，前面的都有点记不住了，效果不好。今天改一个方法，开头我讲几句中文，然后你就直接用英文从开头一直念，一直念到最后一句话。”

  仿佛为了迎接主角登场一般，那天下午的会场外下起了大雨，不时伴有电闪雷鸣。周总理迈着自信的步伐登上了讲台，说出了那段著名的“求同存异”的发言。

  长身玉立的总理自信而优雅，身边的秘书兼翻译浦昌寿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他们用不同于传统“中文+英文”，而是中文开头结尾，中间全部英文流利表达的方式，震撼了全场所有与会代表。

  虽然没有人明说，但从周总理的发言开始，“求同存异”变成了万隆会议的主导精神，成为万隆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

  浦昌寿回忆，当时周总理刚讲完话，坐在万隆会议二楼的记者们便纷纷夺门而出，抢着要发稿。

  当被问及，为什么周总理的讲话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时，浦昌寿如此作答：“记者没想到，现场各国的代表团也没想到，人家这么‘骂’你，你还是入情入理地给他讲道理，马上就把会议的气氛整个扭转过来了。”

  这些记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美国。这个专属于亚非国家的会议上，有美国派来的足足70人的“记者团”。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议上会出现针对中国的声音：显然，美国想利用亚非国家之间的“异”搅乱会场，让各国代表大吵一架后不欢而散。

  万隆会议的成果也是很明显的：会后短短数年内，中国与是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在上的误解与困惑。

  为此，周总理付出的是7天只睡了13个小时的努力。他在7天的会期中参加了各种会议16次，会客、谈线次。

  贴身卫士成元功回忆，会议的最后一天，直到下午一点多总理才吃了点三明治，喝了咖啡；晚上九点半闭幕式结束后，又走马灯般地参加了好几个酒会。

  凭借这样“拼命三郎”的精神，以及非比寻常的风度，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成功树立了新中国在亚非国家心目中和平、友善的形象。

  就连美国记者都不得不感慨：“我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人不折服于他的个人品格，即使最强烈反对他的政敌也不例外。”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后，毛主席曾经形象地说：“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而非洲兄弟们的支持，也离不开周总理做的大量外交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63-1964年间出访非洲十国。

  1963年12月13日，周总理乘坐“波罗的海”号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非洲的旅程。

  截止到周总理访问之前，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总共有10个。但因为美国、苏联等国家的挑拨，许多非洲国家对中国仍有许多误解。

  周总理对此表示：“我们一定要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一定要走出去，让别人看见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次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埃及，迎接周总理的是时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与叙利亚合租的泛阿拉伯国家，埃及保留该国号至1972年）总统纳赛尔。

  周总理曾经说：“我有两个终身的朋友，一个是西哈努克亲王，另一个就是纳赛尔总统。”

  两人在万隆会议上一见如故，随后便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一见面，纳赛尔总统便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总理胸前，表达了自己最热情的欢迎。

  例如在访问几内亚时，对方安排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较远的地方参观考察一个项目，并提议用直升机作为交通工具。

  争论反馈到周总理处，周总理笑道：“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

  就这样，周总理随着杜尔总统一起坐着直升机前往参观考察，杜尔总统也对周总理尊重几内亚方面安排的风度表示了十分的感动。

  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最开始埃方商定周总理访问首都斯亚贝巴，后来又改到了北方大城市阿斯马拉。

  我方外交人员听后十分气愤，不安排在首都接待，这违反了国际惯例，是十分失礼的行为。

  周总理却表示了理解：“这显然是外国压力的结果，对于小国，我们该谅解他们的困难。”

  埃方对周总理的理解表示十分感谢，该国皇帝海尔·塞拉西亲自安排了周总理的访问行程，并将周总理住址由别墅改为了阿斯马拉皇宫，亲自陪同他访问历史古城阿克苏姆。

  当埃皇表示，埃塞俄比亚原则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需要应对美国的反应时，周总理再次大度表示：中国方面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

  周总理的大度给埃塞俄比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双方最终在1970年建交。第二年，埃皇塞拉西以80岁高龄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还要属对加纳的访问。就在计划访问前9天，加纳总统克鲁玛遇刺，身受重伤。

  当时，许多人建议周总理取消这次行程。但周总理表示：“咱们不可以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就这样，1964年1月11日，周总理率代表团如约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并将毛主席的慰问信交给克鲁玛。

  第二天，加纳报纸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这封慰问信。这次打破了“危邦不入”惯例的访问，让克鲁玛感常，他说：“你们的访问是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

  在访问非洲的最后一站索马里，周总理提出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论断：“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而在这片大陆上，周总理用自己的形象作代表，为非洲人民留下了新中国的外交形象。

  人民的伟大总理，正陈德尚对他的那句评价： “称他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图文万粉激励计划#